鄧小平訪美參加國宴時為何事突然嚴肅說道:他撒謊
2017/09/06 11:09 | 來源 / 中新網

  核心提示:她提到幾年前曾訪問過中國的一個農村,有件事使她很感動。她遇到一位正在田裡種番茄的教授,她問教授,是否覺得在偏遠的鄉下幹這種體力活兒是種損失,因為這樣完全脫離了他在大學裡的科研工作。那位教授說,正相反,他非常高興和貧下中農在一起,從貧下中農那裡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本來鄧小平和麥克蘭邊說邊笑,談得很高興,但鄧小平聽完麥克蘭的話後,馬上臉上變得很嚴肅地說:“那位教授在撒謊。”

 

  鄧小平 資料圖

  本文摘自:中新網,作者:佚名,原題:為鄧小平當翻譯

  原編者按:“由冀朝鑄口述,蘇為群採訪整理的《從“洋娃娃”到外交官》一書記述了冀朝鑄先生半個世紀的外交官生涯,現從該書摘錄一個片斷,以饗讀者。”

  我於1975年春天從中國駐美聯絡處回到國內,立即向人事司的一個科長報到。這個科長冷冰冰地接待了我,讓我耐心等待。過了不久,她忽然又一次召見我,這次她笑嘻嘻地讓我去國際司報到,因為已任命我為國際司的副司長。很久以後,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任命為國際司副司長,是外交部的一些老同志,如符浩、章文晉等人,同外交部那幾個有權勢的年輕人進行鬥爭的結果。這幾個有權勢的人想把我踢出去,或送到外國語學院去教書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也不同意我離開外交部,結果就把我派到國際司工作了。我到國際司工作,從任命的檔上看有三年半,但實際上當副司長只有約一年,職責是分管聯合國安理會的事務。但才幹了兩個月,正要進一步熟悉新工作時,我接到通知,說過去我下放農村的時間較短,還不夠兩年,所以要再下放農村鍛煉一年。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郊區的五七幹校幹農活兒了。

  周恩來總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了,他手下的人告訴我這個悲痛的消息,並安排我去北京醫院向他的遺體告別,還安排我參加由鄧小平主持的他的追悼會。看見總理的遺體,眼淚幾乎遮住了我的視線,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。我們的好總理一去不復返了,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嚴師、慈父關懷我、指導我了。我失去了一位長期教導我、關心我的恩人,中國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領袖。沒有了總理,中國的命運會向何處去呢?

  我用滿腔的悲痛,抒寫了一篇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文章,送到《人民日報》社。但幾個星期過去了,我那篇文章還沒有登出來,我就打了個電話到《人民日報》社,問是怎麼回事。鈴聲響了很久才有人接,他粗暴地說我的文章丟了,然後就掛上電話了。我只好回五七幹校繼續幹活去了,種地、喂豬,直到1976年5月的一天,忽然一輛小轎車從城裡來了,把我帶到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家裡。喬部長告訴我說還讓我給毛主席當翻譯。這實際上把我捲入了外交部內部的一場劇烈的權力鬥爭。鬥爭的結果是喬部長被徹底打倒,我也遭受了多次批鬥,目的是把我徹底批倒批臭,攆出外交部。

  但外交部的老幹部還是靜靜地支持我,我在翻譯室的一些老同事們也都給我巨大的支持。隨著鄧小平恢復職位,外交部的老人們也再度掌權。當時的外交部長黃華和副部長章文晉、宮達非、符浩、浦壽昌和黃華的夫人何理良副司長,以及其他很多人,都認為是到了再度派我出國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的才能的時候了。但他們之間也有意見分歧,不知是派我到紐約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好,還是派我到聯合國秘書處去工作好,或者還回到華盛頓的聯絡處繼續工作。就在這時,中美達成協議,要建立外交關係,從1979年1月l日生效。鄧小平要親自出訪美國。外交部要為鄧小平找一個合適的翻譯。我那時已49歲,早過了敬愛的周總理規定的40歲以上不再當一線口譯的那條線。可是那時外交部的領導在找合適的翻譯上確實遇到了困難,因此副部長宮達非就把我叫去說,我雖然已不是“小冀”,而是“老冀”了,但願不願意再試一試為鄧小平當翻譯。我就回答說:能為鄧大人當翻譯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榮幸。

  在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裡寫著,“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,在此範圍內,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、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。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,即只有一個中國,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”鄧小平當時是副總理,但美方的接待規格很高,相當於對一位國家首腦的接待,包括在玫瑰園的歡迎講話,國宴,和美國總統進行官方和非官方的會談等等。我作為國際司副司長,是鄧小平代表團中一個正式的成員,也是為他在所有活動中擔任翻譯的一名譯員。不論是鄧小平和卡特總統的官方會談、宴會,和美國政府其他成員以及國會議員的會見,還是鄧小平參觀德克薩斯的鬥牛場,參觀西雅圖的波音公司,我都是他的翻譯。很多方面類似我跟周總理在60年代出訪時給他當翻譯的情景,只是那時我只有30歲,而此時我已年近半百了。由於那些年代給我精神上和體力上帶來的巨大壓力,對我的健康也造成了損害,我的身體遠不如從前了。

  在從北京飛行17個小時後,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,我們就到了華盛頓。然後就直抵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博士的家裡。在他家裡的自助晚餐上,有二十多人出席。房間較小,椅子也很少,我就一直站在鄧小平身後。我比較高,而鄧比較矮,所以平日遊覽時,我就儘量使身體放低些,好使鄧聽到我的話。可當鄧坐著,我站著時,我就得把整個腰都彎下去,這樣鄧才能聽清我的話,我也才能聽清鄧和美國客人的對話,這確實讓我感到很吃力。我又有一天半沒睡覺了,更感疲勞。晚宴以後,我的兩腿就像木頭一樣不聽使喚了。

  在國賓館(BlairHouse)住是很舒服的,這個賓館比我以前隨周總理出訪時住的賓館更為華麗,像宮殿一樣。食物也很精美,特別是對我這個吃慣了美國飯的人來說。我因為愛吃冰淇淋,所以覺得沒有冰淇淋的西餐都美中不足。在BlairHouse吃的第一頓飯很美味,但上的甜食是沒有奶油的、加水的冰淇淋,所謂“減肥冰淇淋”,我就大為失望。吃完飯後,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說,我真失望,沒吃到真正的冰淇淋。可是不知怎麼回事,第二天午飯、晚飯時,每個人桌上都有一大盤各式各樣的美味冰淇淋,而且以後在整個美國之旅中吃飯都有冰淇淋。我們不禁讚歎美國特工人員竊聽技術的高超。到華盛頓兩三天后,我因為缺少睡覺和極度疲勞又病倒了,每分鐘心跳150下。幸虧白宮的醫生給我吃了很好的藥,休息一天后,我又能繼續工作了。

  在整個訪美期間,美方對鄧小平的接待都是極為熱情的。《時代》週刊把鄧小平作為封面人物,隔一段時間後又再次把鄧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。這是《時代》雜誌絕無僅有地在一年之內兩次把同一個人選為封面人物。很多報紙也都發表社論稱讚鄧小平。《紐約時報》甚至還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,說我是“離不開的冀先生”,他們主要不是誇獎我的翻譯技巧,而是說美國缺少像我這樣效率高的譯員,只好依靠我溝通雙方。雖然美國很快就致力於培養它自己的中文翻譯,但直至20年後的今天,當克林頓總統訪華時,美方的譯員還是一再受到批評,說翻譯得不好,技巧不高等等。說句公道話,我的情況跟所有譯員都不同,我雖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,但我是在美國長大,在美國接受的教育,但而後又常年在中國工作,我不僅能用兩種語言聽、說,還能用兩種語言思考。換過來,就很難找到一個在中國長大、在中國受教育的美國人。

  在訪美期間,鄧小平的風格是友好而堅持原則,從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,但永遠準備尋求雙方的共同點。他和周恩來總理一樣,工作都非常嚴謹。在和美國國會議員見面時,有些議員如傑西•漢姆斯參議員,就提出一些挑釁性的問題,如台灣問題。鄧小平對這些問題都態度莊重而堅定地予以答覆,強調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,我們的政策是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,但我們永遠不放棄使用武力。因為沒有一個中國的政府能放棄台灣,宣佈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。但總的來說,包括電視採訪和其他美國記者對鄧小平的採訪,氣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禮貌的。

  鄧小平到達的第二天,由卡特總統主持為他舉行了國宴。國宴實際上是對待國家首腦的規格,被邀請的人都是卡特的內閣成員、國會議員和其他知名人士。國宴上還有一個樂隊演奏傳統音樂。宴會進行到一半時,樂隊就走到第一桌的鄧小平和夫人面前,演奏小夜曲。卡特就站起來,致歡迎辭並祝酒,鄧小平也回禮。我為他們兩人翻譯,我被安排在第一桌,坐在鄧小平旁邊。當我不停地翻譯時,也想辦法吃了些東西。這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譯時舒服多了。

  在第一桌就坐的還有美國著名的思想進步的女演員雪麗•麥克蘭,對中國很友好。她和鄧小平談得很熱烈,談了好多問題。她提到幾年前曾訪問過中國的一個農村,有件事使她很感動。她遇到一位正在田裡種番茄的教授,她問教授,是否覺得在偏遠的鄉下幹這種體力活兒是種損失,因為這樣完全脫離了他在大學裡的科研工作。那位教授說,正相反,他非常高興和貧下中農在一起,從貧下中農那裡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本來鄧小平和麥克蘭邊說邊笑,談得很高興,但鄧小平聽完麥克蘭的話後,馬上臉上變得很嚴肅地說:“那位教授在撒謊。”這使麥克蘭大吃一驚。卡特當時也正在聽著鄧和麥克蘭的談話,他馬上理解了鄧小平話的意思,就點了點頭表示同意。在“文革”中甚至在“文革”前,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下放到農村,有時一去幾年,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。這實際上是對人才資源的極大的浪費,給人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。摧殘了人們的健康,甚至生命。而我由於周總理的關懷,成為少數幸運人之一,沒有受到太大的迫害,但即使這樣我也下放農村勞動達三年。鄧小平是黨內少數試圖制止這種極左做法的領導人之一,為此他十年之內兩次被打倒。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話只能是撒謊,是掩蓋他的真實感情和想法。而麥克蘭像那個時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國人一樣,被我們對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宣傳所迷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結束在1976年秋季,但直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,推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後,“文革”的極左路線和惡劣做法才受到了徹底批判。

  在美國時,鄧小平無論走到哪兒都引起巨大轟動。在林肯中心,美方為鄧舉行了一場歡迎演出。當鄧小平走上台去祝賀演出成功時,受到觀眾長時間熱烈的鼓掌。在德克薩斯,他出席了一次專門為他舉行的鬥牛表演,他頭戴一頂牛仔帽,引來當地民眾長時間的歡呼。在波音公司,他坐進一個地面的模擬駕駛艙裡,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,看著駕駛員模擬飛機著陸的動作。

  在鄧小平結束了他的非常成功的美國訪問回國後,我就從國際司調到美大司任副司長,主管中美關係。我還經常派去給鄧小平和華國鋒當翻譯。可是我那時已50歲了,我在美大司的工作也越來越繁重,所以大家都認為我應徹底地從口譯和筆譯的工作中撤下來。而曾在美國我的老朋友家做過我的“監護人”的年輕的女翻譯施燕華就從此擔任了國家領導人的翻譯。施燕華成了一位極好的譯員,後來就成為駐盧森堡的大使。她的先生則成為我國駐日內瓦代表團的大使。

      (責任編輯:許馨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