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祺瑞吃齋念佛不是為鎮壓學生懺悔
2017/07/15 10:07 | 來源 / 南方報業網

  其實,所謂,即其為何而“食素”,事因並不是出於“三一八”慘案,而是1920年直皖戰爭結束後,他在天津做寓公時已經吃齋念佛了。1920年7月,段祺瑞兵敗之後,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壽街,從此吃齋念佛,這與他對慘案的懺悔並無關係。

  換言之,毛澤東批語的意思是:即使“三一八”慘案後段祺瑞確曾“吃齋念佛”,心中有所歉然,那也只是“作秀”,與後人理解的“懺悔”並不相同。至於說段祺瑞慘案後曾“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,當眾長跪不起,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”,則更要試想一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。原來,所謂“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”,是慘案後的第5日,即1926年3月23日舉行的,而段祺瑞在此前後的日程,是“三一八”當日執政府國務院發出通電譴責學生,复在段宅召開緊急會議,議決翌日通緝徐謙和李大釗等“禍首”(顯然,當初他是絕無悔過和懺悔之意的);只是到了20日,才對死難者下了所謂“撫卹令”,也即針對“累及無辜”的死難者加以撫卹,並讓內務部開展事件的調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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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關於段祺瑞的傳聞

  一段時間以來,頗見報刊上載有1926年“三一八”慘案之後段祺瑞為死難者“吃齋念佛”的傳聞,還有的文章索性標題就是非常煽情的“段祺瑞為劉和珍下跪” ,文章還說:當年“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,隨即趕到現場,面對死者長跪不起,之後又處罰了兇手,並從此終身食素,以示懺悔”云云。

  在《另一個段祺瑞》(載《炎黃春秋》2009年第5期)的文章中,以段氏後人(段祺瑞的外孫女張乃惠)的口吻回憶和評述了當年的歷史事件,並稱道段祺瑞的私德,即其“私生活在當時是有名的清廉樸素,就是不貪污肥己,不賣官鬻爵,不抽大煙,不酗酒,不嫖娼,不賭錢。當時人稱他為'六不沾總理'”等,又特別提到了最後導致段祺瑞政治生命終結的“三一八”事件,其稱:

  “乃惠說:母親告訴我,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,……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,給予優撫。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,當眾長跪不起,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。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,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,增加營養,他始終沒動搖,直到臨終。請你們想想,如果是他本人下令開槍殺人,他何必這樣做作,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,卻不顧自己的痛苦,長跪不起。”

  二、傳聞的疑點

  類似的文章,還見之於《最後的聲音———民國名人的遺囑》、《歷史的碎片2:另類人物》等書籍,但是,它們都有一個通病———都沒有出示相應的文字資料的出處。於是,它由此帶來的問題是:

  “三一八”慘案之後,段祺瑞為死難者“吃齋念佛”,這是真實的事實麼?抑或僅僅是其家人的傳言?段祺瑞為劉和珍“下跪”,是在什麼場合之下?“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,隨即趕到現場,面對死者長跪不起,之後又處罰了兇手。”這也是真實的麼?聯繫以上傳言,如果說確有此事,則當系慘案發生之後,段祺瑞“隨即趕到現場”,並“面對死者長跪不起”,而且“之後又處罰了兇手”,那麼,如果檢索於歷史文獻(報刊上的報導、當事人的回憶等),它見之於何處?如果說段祺瑞“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”出現過,並且還有一番“當眾長跪不起,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”的舉動,那麼,是不是說,段祺瑞的上述帶有懺悔的舉止和行為,並不是慘案發生後的“現場”,而是在隨後的悼念大會上。

  無疑,在這裡敘述者發生了矛盾,但它也給較真的讀者提供了一個確認的途徑———上述全部情節發生的“歷史現場”,要么是慘案發生後的現場,要么是悼念“三一八”慘案死難同胞大會。如此,追尋這一“歷史現場”便是接下來的任務了,不過,這追尋的結果會是什麼呢?它能否解開或者證實這一所謂的“千古奇冤”呢?遺憾的是,筆者迄今未發現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撐上述的傳聞,或許,那隻是聽聞者和轉述者的一廂情願而已。

  三、毛澤東對段祺瑞的批語

  “三一八”慘案是不是執政者早已蓄謀的大屠殺,即係“為章士釗所獻議,段祺瑞所許可”?或系另有原因?從慘案發生至今,相關的疑問就一直在人們腦際盤旋不去。早在慘案發生後不久,趙世炎就說過:“當'三一八'案發生之後,最少數反動分子曾藉此而攻擊革命民眾最直接的領導者,衝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黨員。他們的反動宣傳攻擊最力的,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。他們所說'三一八'之役是共產黨欺騙了民眾,利用了民眾,殺害了民眾。他們作如此反動宣傳的約有三種人:一是國民黨右派;二是國家主義獅子派;三是當時在北京辦《大同晚報》現在南昌活動的龔德柏等類的反動新聞記者。”(《“三一八”的一周年》)不僅於此,由於慘案本身的複雜性,此後有關的臆測不曾消停過,甚至有人說慘案的真相“恐怕永遠沒人能講清楚了”等。

  不過,“三一八”的歷史場景畢竟是慘烈的,主要當事人之一的段祺瑞也為此而身敗名裂,甚至毛澤東對他還有一個批語。

  1957年9月29日,毛澤東在《對章士釗反映張之洞、段祺瑞遺屬情況來信的批語》中說:“囑彭真查明處理。”這是章士釗來信反映:“囊者傳談偶及前清遺老與北洋軍閥皆不是人民敵人,政府可能予以照顧。”毛澤東批示說:“因時間已久,人民已淡忘了,非謂過去也不是人民敵人。”(近見香港《大公報》刊文介紹“毛澤東如何評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的段祺瑞”,說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,章士釗和毛澤東談起段祺瑞,毛澤東呵呵一笑說:'有功有罪,已經化敵為友了嘛。'”真不知道作者是從哪裡獲得的這條消息,其實,其出處即是上述毛澤東對章士釗來信的批示,然而意思已經大變了。該文經中新網轉載,想必視聽的範圍極廣,卻實屬道聽途說。)

  章士釗又說:“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雖有失德,卻無反輸之舉。”毛澤東又批道:“有'三一八'慘案。”章士釗說:“段祺瑞按其征討復辟、對德宣戰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諸節,皆不失為革命犖犖大端。”毛澤東批道:“只此節可取。”(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第2冊)以上章士釗的來信和毛澤東批語,反映了他們對歷史的不同理解,毛澤東說段祺瑞的罪行“有'三一八'慘案”,不一定就是說是段祺瑞下令屠殺遊行群眾,而是說他擺脫不了其中的干系,即便他不是主謀,也是負有連帶責任的主要當事人。這倒也並非是誅心之論,段祺瑞其人,早在五四運動時就受到學生運動的衝擊,大革命時又力主“整頓學風”,警告學生“不得再行藉故滋事”,否則“依法從事,決不姑貸”,因此,也難怪人們首先要懷疑他是慘案的元兇了。

  四、段祺瑞為何“吃齋念佛”

  再來談談段祺瑞為何“吃齋念佛”的傳聞。

  關於“三一八”慘案的歷史究問,因這一歷史事件的複雜,以及事件發生時的特殊氛圍、當事人和後人記憶的偏差、個人情感等多種因素,在相關的回憶和記述中多有失實之處,前述所謂段祺瑞在慘案發生後趕到現場,或在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面對死者長跪不起的細節,以及表示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,等等,全系想像。(來源:南方都市報南都網)

  因為當時如果段祺瑞果真出現在事發現場抑或悼念大會上,不可能沒有新聞的報導,筆者為此特意查閱了當時各大主要報紙以及“三一八”慘案的主要文獻(《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》、《三一八運動資料》,以及吳廷燮撰《段祺瑞年譜》等),均無相應的記載。至於上述說法的由來,均出自段祺瑞的三女兒段宏巽在《上海文史》發表的一篇回憶文章(段氏後人,兒子段宏業是花花公子,一事無成;女兒段宏彬移居美國;三女段宏巽是管理家務的,據《百年家族———段祺瑞》一書中所述:“五四運動時,段公館外邊有抗議的學生,十分熱鬧。庭院深處的段祺瑞在房間裡休息,三女兒守候在房間裡,許多人想進來報告外邊的情況,都被她擋在門外,最後她發話說,外人誰要是進來就開槍打死他。”),她說:“三一八”時段祺瑞曾下令不准開槍,但賈耀德置之不理,終釀成了血案,後來段祺瑞為之“長齋禮佛,以示懺悔”。這是說慘案是由賈耀德造成的,段祺瑞不僅與之無聞,且事前加以了阻止。對此,毛澤東則認為:“不難想像,沒有段的命令,賈敢下令向學生開槍嗎?至於吃齋念佛,不少下台軍閥都是這樣做的,不過是故作姿態罷了。”(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第2冊)

  其實,所謂,即其為何而“食素”,事因並不是出於“三一八”慘案,而是1920年直皖戰爭結束後,他在天津做寓公時已經吃齋念佛了。1920年7月,段祺瑞兵敗之後,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壽街,從此吃齋念佛,這與他對慘案的懺悔並無關係。

  換言之,毛澤東批語的意思是:即使“三一八”慘案後段祺瑞確曾“吃齋念佛”,心中有所歉然,那也只是“作秀”,與後人理解的“懺悔”並不相同。至於說段祺瑞慘案後曾“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,當眾長跪不起,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”,則更要試想一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。原來,所謂“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”,是慘案後的第5日,即1926年3月23日舉行的,而段祺瑞在此前後的日程,是“三一八”當日執政府國務院發出通電譴責學生,复在段宅召開緊急會議,議決翌日通緝徐謙和李大釗等“禍首”(顯然,當初他是絕無悔過和懺悔之意的);只是到了20日,才對死難者下了所謂“撫卹令”,也即針對“累及無辜”的死難者加以撫卹,並讓內務部開展事件的調查。

  五、段祺瑞的親筆遺囑

  在這種情況和氣氛之下,如《百年家族———段祺瑞》一書中所述,是“事後段祺瑞竟站出來為衛隊開脫,更成為眾矢之的,不僅為全國各地的學生、工人、各群眾團體千夫所指,也在各種政治勢力圍攻中極為被動”,那麼,段祺瑞會公開出席悼念大會而且會做出那樣一番令人感動的舉動麼?也就在3月23日,北京總工會、全國學生總會等團體及各校學生1萬多人在北大三院操場舉行“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”,會場高懸著“烈士之血,革命之花”的巨幅橫標,四面遍布輓聯(其中一聯曰:“段混蛋,章混蛋,混帳王八蛋,何時滾蛋?胡殺人,亂殺人,殺死這多人,還要抓人!”。“段”指段祺瑞,“章”指章士釗)整個會場氣氛十分悲壯和激昂。大會由陳毅(中法大學學生)任主席,他首先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報告了慘案的經過,繼之邵飄萍、王一飛、韓麟符等也進行了演講。大會最後公決:將3月18日定為“廢約紀念節”、在天安門建立烈士紀念碑、對烈士進行國葬。(1929年3月,在圓明園建成了烈士公墓;是年6月,在北大三院建成了烈士紀念碑)不難設想,當時段祺瑞會出現在這一現場麼?

  此後的4月9日,風聞國民軍將採取行動,段祺瑞從其吉兆胡同的住宅遷至東四八條胡同的一部下家中躲避;翌日,國民軍警備司令部張貼佈告,稱段祺瑞“自任執政以來,禍國殃民,無所不至,最著者如金法郎案、'三一八慘案',尤為國人痛恨”云云,鹿鍾麟亦於是日宣布其罪狀,並表示欲聯合直系驅逐段氏。11日,段祺瑞逃往東交民巷,又於17日在國民軍被迫退出北京之際宣布復職,此後又派胡惟德代行內閣總理之職,攝行執政職權,隨即查知直、奉兩家對自己已無接納之意,遂於20日下野,退居北洋軍閥的後院———天津,從此他打發歲月的方法是禮佛、手談(圍棋)、吟詩(有詩集《正道居集》)等等。若說彼時的他仍然會為當年的慘案耿耿於懷,當會在他臨終前的遺囑中有所表白,所謂“人之將死,其言也哀”,然而,人們並沒有讀到那樣的句子,讀到的反倒仍然是當年“整頓學風”的口吻———1936年11月,段祺瑞在上海病逝,此前他親筆寫下遺囑:

  “餘年已七十餘,一朝怛化,揆諸生寄死歸之理,一切無所縈懷,惟我瞻四方,蹙國萬里,民窮財盡,實所痛心。生平不為多言,往日徒薪曲突之謀,國人或不盡省記,今則本識途之驗,為將死之鳴,願國人靜聽而力行焉。則餘雖死猶生,九原瞑目矣。國雖危弱,必有復興之望。復興之道亦至簡單。勿因我見而輕啟政爭,勿信過激之說而自搖邦本;講外交者勿棄固有之禮教,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。本此八(四?)勿,以應萬有。所謂自立更生者在此,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。餘生平不事生產,後人宜體我樂道安貧之意,喪葬力崇節儉,斂以居士服,無以犖腥饋祭。此囑。”

  1926年“三一八”事件和慘案的前前後後,確有許多有待覆案的環節,不過,如要推翻舊說,最起碼要有準確的史實和相應的公私檔案,如果僅僅是傳說,何況只是在小範圍內流傳的傳說,則並無助於澄清歷史事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