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訥叫哪位開國領袖為“爹爹” 並非毛澤東
2017/05/17 10:05 | 來源 / 人民網

  核心提示:在稱謂上,中南海有個通例:孩子們對比自己父母年長的,叫伯伯、媽媽;年輕的,叫叔叔、阿姨。僅對朱德總司令例外,因李訥叫“爹爹”,大家也都一律稱“朱爹爹”。

 

  李訥與毛澤東 資料圖

  楊李的小名叫妞妞。從我出生一睜眼兒就見過她,打記事起就認識她。我印象裡她童年的樣子,鼻子和下巴兒被忽略了,沒一點影兒;小紅臉蛋圓圓的,上半部分是一對黑多白少的大眼睛,整天笑哈哈的嘴,幾乎占滿下半個臉。不論何時何地,一聽到那天籟般特有的笑聲,就知道她蹦蹦跳跳地來了;還沒見人影,就想得出,整齊的“妹妹頭”肯定也隨著蹦跳一飄一落的,簡直可愛極了。這小不點兒又喜慶、又聽話、又乖巧、又機靈,從不惹禍,人見人愛,在“海裡”的女孩兒中知名度最高。無論大人小孩,都不由得被她吸引了去,自然更是她爸爸的掌上明珠。

  在稱謂上,中南海有個通例:孩子們對比自己父母年長的,叫伯伯、媽媽;年輕的,叫叔叔、阿姨。僅對朱德總司令例外,因李訥叫“爹爹”,大家也都一律稱“朱爹爹”。妞妞的爸爸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,大小事務總管,理所當然成了最著名的孩子王。本來,對楊尚昆和李伯釗夫婦,我應叫尚昆叔叔、李媽媽。按通例,孩子們圍著“孩子王”,你一句伯伯,我一聲叔叔叫得挺親熱,只是妞妞嫌亂,噘起小嘴高聲抗議:“什麼叔叔、伯伯,他是爸爸!”“啊哈!爸――爸?”“叫我媽媽李媽媽,叫我爸爸就該是楊爸爸!”妞妞自有妞妞的邏輯,眾人語塞!孩子們本來就跟這父女倆要好,又覺得這稱呼挺好玩兒,便喊起“楊爸爸”。

  “楊爸爸”還真當之無愧!他絕對是“不獨親其親,不獨子其子”。在孩子們身上傾注的心血、感情和精力,可以說超過許多家長。我二哥失戀,父親讓楊爸爸以“組織”名義耐心與他談話;我姐鬧情緒想轉學,不敢與父親談,找楊爸爸傾訴。我小時學畫,楊爸爸看了點頭說,“畫得不錯,就是缺個印”。不久,他找了兩枚章石,讓中辦一位秘書刻了名字拿來,蓋在我亂七八糟塗鴉式的“畫作”一角,還真的提氣增色。我13歲那年當兵鍛煉,在小西門站崗,楊爸爸幾乎天天借中飯、晚飯後的散步,繞道來“查哨”。因為正趕上“大比武”,訓練多,他親自調閱檢查我們各訓練課目的成績,在放影廳“通報表彰”,鼓勵各家孩子下鄉、下廠、下連隊鍛煉。

  我出生時,周圍大多是軍人,可以說生於軍帳,長在兵營,加上胖乎乎、傻憨憨,不論從哪方面講都笨笨的,大人們總喜歡逗著玩。今天一個叔叔刻把槍,明天另一個叔叔做柄刀,我整天沖呀殺呀滿院子瘋。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後的一天,記不清是誰給我畫了一副肩章,花裡胡哨的,用別針釘在肩膀上,我那個得意勁兒就別提了。正巧楊爸爸走過,細看了看:“跟我來。”我莫名其妙,歡天喜地跟著到了懷仁堂。正巧朱德、彭德懷、陳毅三位元帥和小平叔叔在門口說著什麼,楊爸爸拉著我過去:“看看咱們未來的將軍!”幾位老總圍著我,躬身眯眼細看我的肩章,陳毅叔叔嘟囔著:“嗯?肩章還有字呐――‘芝麻醬’!”頓時一片爽朗的大笑。小平叔叔按著我的腦袋,把我推進會議室裡,更是引出哄堂歡笑。在身經百戰的將帥中間,我鼓肚昂頭,可以想像,要多牛有多牛!直到楊爸爸將我拽出懷仁堂:“去!玩兒去吧!”我簡直是飄然欲仙,腳底生風。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,“芝麻醬”成了我的別稱“雅號”,甚至到三年困難時期,我竄到哪個大灶食堂,大師傅還冷不丁拿出五分錢一小碟的芝麻醬免費供我解饞。這在當時,可是極其罕見、特別實惠的優待。

  五十年代,因居住相鄰,有四家在中南海西樓飯廳吃飯。彭老總和楊家人口少,吃得好。我們和朱爹爹家孩子多,平日都住校,一到節假週末,就是大盤大盆的端上桌,頗有些“瓜菜代”,成群小崽子眼巴巴瞅著裝斯文。家長一走,頓時斯文掃地,哄搶作一片。每逢此,彭伯伯和楊爸爸就把暗中多加的飯菜端過來,看著大小孩子風捲殘雲,爭食搶飯舔盤子,連指揮帶議論,中間也連帶些許回憶和感慨。我是個乖孩子,埋頭海塞時也留意過。只記得,兩位老人家一邊瞧熱鬧,一邊說起長征過草地。後來,我才知道他倆是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。過草地時,我父親也在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。而毛伯伯、朱爹爹在長征中就更是無人不曉了。我聽說,他們歷經無數最慘烈的浴血拼殺;眼下,又沉浸於這種細心呵護的舐犢之情。那“耳濡”與這“目染”,有如天壤不一。然而,置身其中又那麼自然、和諧與真切。這一場景之所以深刻於心,也緣於之後不久就發生的廬山會議。

  廬山會議之後,一次飯畢,彭老總要與父親談談。因餐廳的另一半是用屏風隔開的會議室,他們就轉過去談。我在飯桌上“打掃戰場”,看到楊爸爸站在屏風這邊側耳傾聽。彭伯伯說話的聲音大而急,滿口湖南腔,我一句也聽不懂。忽然,他厲聲高喊了一聲:“尚昆,你也過來!”我嚇得屁滾尿流,撒腿就跑。這場景,如今仍歷歷在目,而紅三軍團三位巨頭戰友之間的交談,一個孩子即使在場細聽,也肯定絕難理解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,楊爸爸和羅瑞卿叔叔、彭真叔叔、陸定一叔叔首當其衝,第一批被打倒。據說楊爸爸的錯誤是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,還和羅瑞卿等人一起積極參與反黨活動。我敢說,聞者莫不納悶,既不可想像,更無法理喻,但那年頭,就那麼怪,大家也就那麼“信”了!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,我在大西門打籃球,透過賽場觀眾,看見妞妞跟著一輛滿載傢俱的卡車緩行,一副“已是黃昏獨自愁”的樣子,迎著夕陽,垂頭走到門口,登車而去。在場的人們議論,說楊家搬出去了。我心裡感到異樣:兩小無猜、一塊兒長大,臨走也沒來得及說句什麼。說實在的,就是放在今天,她若真的來告別,我又能說什麼呢?

  直到1967年4月,在清華大學十萬人批鬥大會上,我才又遠遠地見了一眼楊爸爸……不久,又見到妞妞,自是悲喜交集。那時,和平里東有座五號樓,是著名的“黑幫樓”。我們一群孩子常聚在那裡,引起派出所和居委會的關注,不分白天黑夜,就來個“突然襲擊”“查戶口”。我們或藏在箱子背後、壁櫥架子上,或蹬窗上樓頂,小時候在軍隊裡學會的隱蔽、攀登、越野本領都派上用場,練到爐火純青。

  1968年年底,又巧了,妞妞和我被同時分配下鄉,而兩個學校又安排在同一個縣。我算被“勞改”,她雖是插隊知青,也屬被監督之列。我們用雞毛信方式,打密語暗號,約定時間地點,溜出幾十裡相會。坐在白楊樹林間的草地上、渠墚邊,天南地北地聊,追憶似水年華,共抒對親人的思念。聊到盡興,寵辱皆忘……現在想起,還挺浪漫。六年後楊爸爸被“解除監護”,下放山西“接受審查”。妞妞去陪伴,走了。我雖更孤獨、更寂寞,心底卻真為她高興:總算能與父母在一起啦。

 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,楊爸爸回到北京。我去看望,他顯老了些,瘦了許多,比過去嚴肅了,然而目光炯炯有神,仍是那麼有親和力。不久,我母親也出獄了。

  以後二十年間,不定期的,楊爸爸總惦記著請我們去談談。開始,他和媽媽談當年與父親相處的許多事,而媽媽又因我是學歷史的,讓我作陪旁聽。日久了,楊爸爸一見我,也愛回憶往事。他記憶力非凡,黨史軍史上有許多謎團疑案,搞不清原委,他幾乎全能講得一清二楚。當然,也有例外。有一次,他忽然問我:“你說說,為什麼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?”我可真哭笑不得,回答說:“您與毛劉是長期的老戰友了,怎麼問我呢?我每次見您都想問這個問題,一直沒好意思開口。”他沉吟良久,抬頭自語道:“想不透哇,想不透!”幾乎完全一樣的問題和場景,也出現在彭真叔叔與我的談話中。說實在的,他們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,後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評,恐怕永久也難想透了。

  “似曾相識燕歸來”。回到父親身邊的妞妞,似乎又回到了童年,整日歡笑,撒嬌打諢,風風火火,完全看不到“文革”悲慘日子中悽惶的影子。我卻很難忘卻,老是想起那時的她。有一次,我與楊爸爸聊著聊著就敘述起妞妞在“文革”中的點滴經歷:她從小嬌生慣養,才十七八歲,遇到如此大的國難家禍,其苦其痛可想而知。她居然堅強地挺了過來,還有意去主動幫助別的孩子。我說到插隊的農村生活,講她變賣僅存的家當給我們買罐頭,說到徒步幾十裡的“密會”,講我們共同思念父母的情節……恰巧是“一寸相思千萬緒,人間沒個安排處”。楊爸爸仔細地聽,未發一言,開始注視著我,慢慢地垂下雙眼,我看到淚花在他眼裡打轉:“謝謝你在那時關心幫助了妞妞。”我很詫異,沒有思索就回駁了一句:“哪兒呀,楊爸爸,我說的意思是我該感謝她!她多不容易呀,我何止是佩服!看她能挺過來,真正是鼓勵了我,她不求任何回報,幫助了我!”這時,楊爸爸豁然開朗,雙目如炬,顯現出自豪的神情。

  楊爸爸每次都要問問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。對我的彙報,事無巨細,他從不嫌棄,物議對錯,他絕少批評,多半都是認真聽,間或也鼓勵,讓你看到自己的長處優勢,再點出要注意的事。完全是典型的“聖人亦不傷人”。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:“你是工農兵都幹過了,而且又正經上完大學,知識經驗都有,比我們當年要強得多,肯定比我們走的彎路少,應當比我們幹得好。只是要注意兩點:第一,什麼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;第二,什麼時候都必須不斷虛心學習,學無止境,學海無涯,向群眾學,從書本上學,在實踐中學。”看看,“道之出言,淡兮其無味”吧?然而,正是這金石之言,令我銘記肺腑。

  1991年,楊爸爸主動對我說,小平叔叔幾次講過軍隊與地方的幹部應互相交流。當時,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。不久,中央調我到武警水電部隊。近半年後,黨的十四大召開,楊主席辭去黨中央職務,翌年全國人代會時,全退下來。日子空閒了,可以多聊聊。一天,他通知我,陪他到河南看看。他專程到開封父親去世的地方看了,一路上,講了許多父親的往事,以後,還複述過多次。他說,在歷史上,他與我父親共事算是最多的:劉年長楊九歲。1930年,劉到莫斯科,在職工國際工作,楊當他的翻譯有半年多。1931年楊回上海,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部長,不久劉也回國,任中央職工部部長,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,是楊的直接領導。紅軍長征時,楊任三軍團政委,遵義會議後,劉任政治部主任,楊又直接領導劉;過草地前,中央成立籌糧委員會,劉任主任,楊又為副主任。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時,楊到北方局任副書記,劉已是書記。1938年,中央決定劉調任中原局書記,楊接替為北方局書記。1943年劉回到延安,任中央書記、軍委副主席,兼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、中央研究局局長;之前,楊也回延安在中央工作,在1943年的同一會上,被任命為組織委員會委員、研究局副局長。抗戰勝利後,楊又任中央副秘書長、軍委秘書長,中辦、軍辦主任。胡宗南攻延安,劉率“中央工作委員會”到河北,楊領導“中央後方委員會”帶著機關到山西。建國後直到“文革”的情況,可謂眾所周知。楊爸爸說,他對我父親最瞭解,也最有感情……1988年我父親90歲誕辰,他作為在任國家主席到湖南參加紀念大會並致辭。到了1998年,我父親誕辰100周年前,同作為原國家主席,楊爸爸主動提出要寫一篇紀念文章,並親自口授提綱,幾次動筆逐字逐句修改。我聽到後十分感動。

  1998年夏秋,發大水抗大洪,我忙得夠嗆。9月12日上午,張鼎承叔叔的女兒張九九突然來電話:“你快來301醫院,楊主席快不行了,來看最後一眼!”我飛車趕往,一路上心煩意亂:一直以為楊爸爸的身體好得出奇,怎麼說不行就不行了呢?到了醫院,我才得知他已住院多日了。小二哥哥(楊紹明)先帶我到病榻旁,老人家已沒有知覺,周圍全是醫生、護士和機器設備,正在搶救。妞妞趴在床邊,捧握著楊爸爸的一隻手……我幾乎是呆在那裡,默默地注視著彌留之際的他。小二哥哥說:“爸爸在病中幾次念叨你,每從電視上看到發大水,就說你一定正在抗洪,忙得顧不上來看他。他不要我們告訴你,怕你分心。”我抽泣著退出房間……

  用我的話來概括,從小到大,楊爸爸對我們這些孩子們的要求很簡單:無論學什麼、做什麼,盡自己的努力學好、做好;而他寄望於我們的又很高、很難達到:學會做人!他告訴我們,要先學會做事,才能學會做人。做事之要也很簡單:多做好事,少做錯事,不做壞事;做人之要卻很重:先做人,後做官;做好人,才能做好官。不論從政治國,還是從戎帶兵,盡力報效國與民,始終厚愛家與人。

  楊爸爸對子侄之輩的關心愛護發自心底,為我們的每一點進步由衷地高興。還記得,我當選河南副省長之後,他喜形於色,見面第一句話:“給我一支煙,為我們的副省長高興一下!”……然而,他對我們從不嬌慣溺愛,從不以一言九鼎的權勢、德高望重的權威給我們特殊照顧,更不要說提供什麼“終南捷徑”。猜度大人之腑,我甚至覺得:他是有意“避嫌”,寧可讓你多經風雨、多摔打,關愛地注視你,深情地鼓勵你。在中嶽嵩山“將軍柏”前,楊爸爸拉著我說:“來―和中國最年輕的將軍照張相!”站在紅軍時期年僅26歲的總政治部副主任、軍團政委,30出頭的華北抗日首領,眼前的原國家主席身邊,我這個“芝麻醬”算什麼?兒時的神氣全無,心中的感佩尤深:他和他的袍澤同仁,才真是掀天揭地的一代蓋世英豪!

  9月13日,楊主席駕鶴西歸。喪事的全過程我都參加了,幾乎成了他家裡的工作人員,陪同左右,接待弔唁者,安慰妞妞、小二。我想借此悼念給予我那麼多教育的楊爸爸,儘管他再也不可能知道了。可以肯定,楊爸爸在世時,絕不需要孩子們感念的淚花和讚美之詞,甚至想都不想要我們些微回報,何況身後的他,就更談不上在乎我的寸草之心了。作為老一輩,他只是把慈愛的春暉無私地揮灑,對我們寄予無盡的期望;作為老黨員,他沒有任何物質遺產,卻留給我們無限的精神財富;作為老革命,他奮鬥打拼了一生,胸懷的是一顆永遠年輕的愛心!

  《道德經》上說:“聖人無積。既以為人,己愈有;既以與人,己愈多”……

  11月24日,我父親100周年誕辰日。楊主席已辭世兩個多月,他的遺作《卓著功勳,彪炳春秋》發表於《人民日報》。作為最後一篇回憶文章,他開篇寫道:“隨著時光的流逝,我對少奇同志的懷念不僅沒有淡化,反而日久彌深。”篇尾結束,楊主席又這樣說:“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。少奇同志生前為之奮鬥的事業,已由他的戰友們繼續並開創了新的局面。他的夙願正在實現,黨和國家的工作已經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,他提出的許多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主張已經在實行,並有了很大的發展。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祖國繁榮富強所建立的卓著功勳,將光照日月,永存青史。”這樣的話語,成為楊主席一生的絕筆。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,這不僅僅是表達他對我父親的深深思念,而且還融進楊爸爸畢生的理想信念、道德情操,融進老一輩革命家的事業承繼、生死相托,更融進他們那一代為人民前仆後繼、與祖國榮辱與共的絢爛一生!

  今日之日,亂我心者多煩憂――思念,是對逝者在天之靈的崇敬、感激,是對生者活得更好的安慰、鼓勵!

  昨日之日,棄我去者不可留――兩位老主席,一對老戰友,終於又在漫漫千年的歷史中重逢,互相傾訴,一同回首那充滿坎坷苦難而又遍撒光明的輝煌之路;千呼萬喚,一同祝願這面對機遇挑戰、而又煥發青春的古老中國。2007年11月9日定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