鄧小平重整文化部:別以"批鄧"考查幹部
2017/04/17 10:04 | 來源 / 人民網

  “鎮”得住美國,未必能鎮得住文化部;搞得好治安,未必能理得順筆墨官司

  文化部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災最重的部門之一。十年浩劫中,文化部因被稱為“帝王將相部”、“才子佳人部”而多次遭到“革命”,並由“四人幫”嚴格控制。鄧小平在第二次復出時曾就軍隊、教育、文化等領域開展過全面整頓,但限於當時的政治局勢,要想徹底改變極“左”的文化思潮是不可能的。可群眾對舞台上只有幾個樣板戲、書店裡只有幾本小說的枯燥局面早有意見,對“四人幫”爪牙控制的文化部十分反感。動亂結束之後,鄧小平再次復出,在中央領導研究分工時,他自告奮勇分管科學教育,十分重視文化建設工作。文化部是被“四人幫”破壞最厲害的部門,積重難返,最需要一個既有資歷又有文化素養的領導去管一管。鄧小平是個念舊情和重實你的人,每遇重大事件需要派出關鍵性人選時,他總會首先想到曾經在蘭起工作過的同事或部下,他熟悉他們了的能力和特長。幾次會議商討之後,鄧小平的老部下黃鎮成了文化部長的第一人選。

  作為外交家的黃鎮,人們已經相當熟悉,而作為“文化人”的他,可能少有人知。17歲時,他就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美術,受到劉侮粟等人培養。他還在新華藝術大學讀書,研究和從事藝術教育。在紅五軍團擔任宣傳幹事的時候,他編寫歌曲,編輯劇本,寫標語,繪畫,並且參加唱歌、演戲,領導“猛進”劇牡。他曾參加《殺上廬山》的戲劇演出,上台演過蔣介石。在長征途中,他寫了不少歌劇和話劇,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《英勇上前線》和《破草鞋》等。他在長征中還創作了許多寫生畫和漫畫,匯成《長征畫集》,曾由蕭華帶到上海,交給阿英,改名《西行漫畫》出版,在國內外都產生很大影響。

  抗戰時期,黃鎮擔任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,協助鄧小平做了許多政治工作,其中也包括文化工作。全國解放後,他成為首批被毛澤東派出的將軍大使,從匈牙利薊印度尼西亞,從法國到美國,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復雜的外交工作中,只是閒暇時才寫寫字畫點畫,多數送鉿了求字求畫的人,對於重操文化“舊業”,確實也沒有多少思想準備。而且就其個人願望來說,他也不想離開熟悉的外交部。

  1977年,黃鎮從駐美聯絡處主任的職位上卸任回國後,華國鋒和李先念就找黃鎮談話。

  李先念說:“你還是到文化部來吧。”

  黃鎮眉頭一皺,不太情願地說:“我建國以來就在搞外交,文化工作早就生疏了。還是讓別的同志搞吧。”

  李先念不肯鬆口:“老幹部懂文化的,數來數去只有你了。”

  華國鋒也說:“你有部隊政治工作的經驗,又有外交工作的經驗,本身也是個文化人。雖然建國後沒有在文化藝術界工作過,但可以使你更超脫。中央挑選你去是經過仔細考慮的,你去最合適。”

  黃鎮沉思不語。李先念繼續做工作:“你是老將出馬一個頂仨。”

  華國鋒說:“文化部是重災區,我想也只有你這樣的老幹部才能鎮得住!”

  “好,我幹。”黃鎮說,“權當再作一次長征吧。我要乾就得雷厲風行。捆住手腳我可不干!”

  “你放心。”李先念高興地仰在沙發上,開玩笑地說,“你是特命全權'文化大使'!”

  同時被調到文化部的劉復之也是鄧小平的“熟人”。“文革”前,他是公安部副部長,“文革”中被迫害關押多年。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,他在鄧小平身邊當秘書。1940年4月,成立以鄧小平為書記的太行軍政委員會時,鄧小平又指定劉復之為軍政委員會的秘書,以後當主任秘書。當年4月,鄧小平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參加了著名的“黎城會議”。劉復之作會議記錄。鄧小平向人介紹時總喜歡稱劉復之為“知識分子”,但劉復之自己總是“不敢當”,因為那時他才24歲,文化程度也不高,頂多算個“小知識分子”。現在將他調到文化部,擔任常務副部長職務,心裡也是忐忑不安。

  黃鎮、劉復之要來文化部當部長、副部長的消息一傳開,文化部立刻炸了鍋。多數人認為:專門把老資格的文化人黃鎮從美國調來,中央英明!也有人擔心:調來個老革命,再加上個老公安,這不是要拿咱們開刀?個別人也在觀察黃鎮、劉復之:“鎮”得住美國,未必能鎮得住文化部;搞得好治安,未必能理得順筆墨官司,文化部這個“碼頭”可不好佔……

  1977年12月13日, 中共中央委員、中宣部第一副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黃鎮頭一天到文化部上班,面對歡迎的大標語和情緒高漲的人群,他沒有說一句豪言壯語,而是挨門走訪每一間辦公室。他需要的是行動。

 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,黃鎮和劉復之等一上任,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整頓。根據調研結果,他們決定先解決幾項大事:第一,整頓隊伍。該調出該調進的,既要慎重又要乾脆利落,領導權必須掌握在立場正確、“文革”,中沒有問題的同志手裡。第二,抓思想上的撥亂反正。批判“四人幫”在“文革”中散佈的極“左”思潮和種種謬論,及時清除“四人幫”流毒。第三,整頓秩序和開展業務。建立、健全各種規章制度,克服各種混亂現象,組織和扶持重點的文藝創作,清理積壓的創作作品。第四,貫徹“雙百”方針,樹立民主、團結、奮發圖強、兢兢業業的新風氣。

  鄧小平強調:不要把“批鄧”作為考查幹部的標準

  1978年8月19日上午10時,黃鎮與劉復之來到鄧小平的住處。鄧小平看上去精神矍鑠,身板結實。他請兩人坐下,問黃鎮:“你要下去嗎?”

  黃鎮點頭答道:“我還沒有下去過,過幾天想到西北去。”

  劉復之補充道:“還是毛主席說的,部長一年要下去三分之一。”

  鄧小平說:“出去不僅要了解文化方面的情況,各方面的情況都可以了解一下;”

  黃鎮說到正題:“向您匯報一下我們運動和工作的情況。”

  文化部新領導上任8個月來,按照鄧小平的要求,用“高壓鍋煮夾生飯”的辦法,雷厲風行地摘揭、批、查,立案審查處理95人,未立案而需要說清楚的338人,打破了林彪集團和“四人幫”在文化系統搞的幫派體系,推倒了他們強加給文藝界和文化部門的所謂“黑線專政”、“舊文化部”等不實之詞。“文革”前和“文革”中遺留的2882起案件正在復查處理,414名錯劃右派正在改正,為一大批同志平了反,落實了政策。電影、戲劇正在快上。全國內部禮堂、俱樂部正在向社會開放。中國畫研究院正在籌建……

  鄧小平讚許地點點頭:“搞得不錯嘛。”

  黃鎮說:“清查運動基本結束了,工作上的問題很多,下一步要用大力抓一下。”

  鄧小平說:“各協會要搞起來,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。聽說,你請老作家吃飯了?”

  “是請老畫家吃了頓飯,某些內部矛盾緩和了一點。過去有的人成了一輩子冤家,只能慢慢調解。”

  “老賬新賬都要實事求是對待。過去本來錯的,翻它有什麼意思?大事情弄清就行了。過去批評錯了的也有,因為主席是根據間接得到的情況說話的嘛。最近,東北說,有個案子是我過去批的,我說,不管是我批的,還是誰批的,不對的都可以推翻……文化部是'四人幫'插手的一個重要方面,被搞得亂七八糟。”

  “這次清查,受查的95人,敵我矛盾大約10個左右,其餘都是犯政治錯誤、犯嚴重政治錯誤的,大多數從寬處理,要給點處分。說清楚的同志,一般就不給處分了。”

  “這些人不要放到重要崗位上了,其中好多人也並不是懂行的人。”鄧小平特別交代,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“批鄧”作為考查幹部的標準。他說:“只是表現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。表現一般的和表現特殊的要區分開。”

  “我們最近準備再開一次幹部大會,把清查運動總結一下,工作總結一下。提出'一批'和'三整','三整'即整頓思想作風、整頓組織'、整頓和建立規章制度,由劉復之、周巍峙同志和我三個人講,文化部有很多壞風氣,要整頓。”

  劉復之補充道:“比如黨委會一散會,小道消息就透露出去了。”

  鄧小平吸了口煙,煙霧噴得很長,說:“這是十多年搞成的一種壞風氣,不僅文化部,哪裡都有這個問題,什麼秘密都沒有。”

  黃鎮翻了一下筆記本,說:“我們搞了個幾年規劃設想,工作上要抓上去。”

  鄧小平頷首道:“就照這麼辦;搞個幾年規劃,調動積極性,總得兩三年才能出成果。也急不得。”他朝牆邊的書架揚揚手,說:“我這個書架上擺了這麼多'文化大革命'後的小說,幹乾巴巴,讀不下去,寫作水平、技巧都不行,一看開頭就知結尾了;電影也是這樣。”

  黃鎮說:“'文革'前自己的故事片600多部,正加快複審,絕大多數可以陸續复映,還有外國片子800多部,大約有一半可以復映或公演。群眾對外國影片只準機關內部看,老婆孩子都可以看,群眾看不上,意見很大,為此事,群眾把經委禮堂的玻璃都砸了。”

  劉復之頗有同感:“有些外國片是名著改編的,書都重新出版了,片子不公演,群眾反映很大,如《悲慘世界》,是雨果名著嘛。”

  黃鎮接著說:“我們計劃到明年12月,一般一周放映一部老片子,一部外國片子,爭取放一至兩都新片子,京劇、地方戲的片子爭取一個月放映兩三部,今年我們計劃拍46部影片恐怕完不成了。有幫風派氣的堅決不放了。”

  “這種電影,看了使人討厭。”鄧小平以他慣有的直率說道,“現在是,題材單調,如寫農村,就只突出一個貧雇農,一個搞破壞的,未了開個大會,就完了。這些事,你們去摘,我沒有意見。”鄧小平談及一個重要話題:“理論問題,波及文化部沒有?”

  黃鎮回答:“沒有直接波及。我們是清楚的,黨組開過會,務了務虛,黨組六個人觀點一致。”

  鄧小平又燃起一支冊,用手驅趕了一下煙霧,講了很長工段話:“理論問題,有兩篇文章,一篇是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;一篇是勞動分配的文章,先念同志看過,我也看過。它們實際土是強調實事求是,一切從實際出發,理論聯繫實際,是駁不倒的。我講要完整地準確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,有人反對。問題是從'兩個凡是'來的,那時,我還沒出來。主席沒有講過的話多得很,比如要引進幾百億美元的先進技術項目,不解決這個問題,怎麼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?要敢干,正視現實,敢於提問題,敢於想問題。文化領域必須解決讀物的問題,要有東西給人看,人家就不去看《少女之心》了。現在,文化生活貧乏,太貧乏了,文化部任務大。人們上班之前,下班之後,沒有什麼文化生活,那怎麼行。體育也應活躍起來。電影不夠,讀物很少 我一天看文件,就想看看小說,看看電影,換換腦筋。我們還有點特權,普通群眾想看電影連票都買不到。文藝領域隊伍要擴大,要培養人才,培養新作家。現在寫作手法、電影鏡頭,水平都太低了,比香港片子差得遠。題材很單調,聽說最受歡迎的是《楓葉紅了的肘候》,轟動一時。我看就是因為是新的題材。過去,總是不讓講反面人物,主席講過,沒有諷刺,就沒有相聲小品……”

  黃鎮插了一句:“話劇比電影好點。”

  “文化也是行業,是個領域,是為勞動者服務的行業。生產發展,精神需要就大了。有了錢,人們要看戲,看電影,要藝術品裝潢一下自已的家,櫃子裡要有點東西,要買點書。甚至要有點花,這樣,反過來又刺激其他行業發展……作品中不敢寫戀愛,怎麼能沒有戀愛?不要摘庸俗的黃色的就是了。但思想不解放,就是不敢講。”

  快到午飯時間了,鄧小平站起來,和黃鎮、劉復之握手告別。他手握得很重,目光深邃冷峻:“看來,你們文化部隊伍的整頓有點希望。文化工作要發展,肯定會出現一些新人物來。”

  “文藝為人民服務,為社會主義服務”方針的確立

  細心的人們發現,1978年6月13日的《人民日報》中,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,標題是《認真調整黨的文藝政策》,署名為“文化部理論組”。文章在對“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”的闡釋上,首次強調“文藝為工農兵服務”,而捨棄了多年沿用的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提法。文化人很看重這幾個字的變化,因為它涉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,對於今後的文藝創作方向十分重要。但也有一些人並不贊成這種改變,他們質問道:“文藝不為政治服務為誰服務?哪個時代不是文以載道,道不就是政治嗎?”

  於是,一場關於“文藝與政治的關係”的大討論在文藝界討論得十分熱烈。

  這場大討論,在文藝界領導及中央主管領導中也引起廣泛的重視。1979年3月,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在中宣部例會上明確提出,不再用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提法。稍後,在周揚為第四次文代會的報借稿所起草的提綱中,對如何吸收這次討論的成果、正確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,也是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。胡喬木甚至認為,能否正確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,是開好文代會的“關鍵”。

  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,是文藝界經歷10年浩劫之後的第一次盛會,也是鄧小平復出之後第一次代表黨中央、國務院同廣大文藝工作者見面的盛會。

  鄧小平一走上講台,全場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。此後,在他的整個講話衝,全場一次次地響起了熱烈的、暴風雨般的掌聲。鄧小平所作的祝詞,鄭重地捨棄了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提法,他說:“我們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,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,堅持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、洋為中用、古為今用的方針,在節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,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。”

  一位與會的評論家繆俊傑後來描述道:“我記得,當時在人民大會堂開文代會是'對號人座。'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滿頭白髮、身軀瘦小的長者。我當時並不認識這位長者,我覺得他有點'怪'。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,從不跟人講話,台上的人作報告或發言時,他總是閉目養神,或伏案瞌睡,既不抬頭,更不鼓掌。但我注意到,在小平同志講話時,到關鍵處,他微微睜開眼睛,高興地鼓起掌來。我當時不講識這位長者。會下打聽才知道,他就是著名作家沈從文。沈從文長期被打入'冷宮',他對文壇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。經過那麼多磨難,幾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,聽到小平同志講話,也高興地鼓了掌。我想,這是他由衷的掌聲,不是敷衍,不是髓大流,更不是任何人強迫的。沈先生的鼓掌可以代表文藝工作者的心聲。”

  1980年1月16日,鄧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講到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時,代表黨中央清楚地解釋說:“我們堅持'雙百'方針和'三不主義',不繼續捉'文藝從屬於政治'這樣的口號,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,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。但是,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。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。任何進步的、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,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、國家的利益、黨的利益。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就是政治。”

  鄧小平講話後,在胡耀邦的主持下,中宣部召開過幾次會議,傳達學習鄧小平的講話,討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,試圖為新時期文藝提出一個新的口號。

  在有理論界和文藝界參加的會議上,與會者對鄧小平提出的不提“文藝從屬於政治”的意見一致贊成,但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,以及新口號的提法上有很大的爭議,有的人甚至認為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口號應該繼續用。與中宣部的幾次會議相伴隨,報刊上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也如火如荼。

  1980年3月,由文化部主持的全國省、市、自治區文化局長會議召開。黃鎮代表文化部作了報告,副部長劉復之作了總結報告。在黃鎮的報告和劉復之的總結報告中仍然提出,文藝工作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。黃鎮的報告說:“黨中央一再指出,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實現四個現代化,這是黨在現階段的總路線、總任務,是關係祖國前途命運的千秋大業,是最大的政治。在新的歷史時期,我們說文化藝術工作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,就是要為這個最大的政治服務,為這個最大的政治目標服務。”

  這個說法,雖然有了文藝是為“四化”建設這個最大的政治服務的前提,但其實質還是以前的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口號的重複。而周揚仍沿用鄧小平在文代會祝詞的提法,與此提法形成矛盾。

  5月,全國文藝期刊編輯會議在北京召開。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到會講話。在醞釀這個講話稿時,胡耀邦、胡喬木、周揚、黃鎮、賀敬之及王任重等人就文藝工作的方向和任務的提法問題,多次認真討論,最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:以周揚所提的新口號為準。

  為避免混亂,中宜部決定將黃鎮的講話重新修改,重新下發。修改黃鎮講話的任務由中宣部副部長鄧力群負責。5月6日,鄧力群完成了修改,並在給王任重的信中作了說明:“此件遵示作了修改,特別是第11頁和第17頁作了原則性的修改,使之同小平同志的祝詞和中央的通知的提法一致起來,以免卞面無所適從,是否妥當,請審定。”

  5月22日,王任重看完鄧力群的修改稿後,將題目《繁榮文藝創作,調整文化事業為社會主義“四化”建設服務》中的“四”改為“現代”二字,並致信黃鎮,表達了自己的意見。

  5月24日,黃鎮看完報告,同意按此下發。

  中宣部在轉發這個報告的通知中,對“文藝為人民服務、為社會主義服務”的內涵也作出解釋: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含義是,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,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。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含義是,為社會主義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根本需要服務。

  因為不再轉發劉復之的總結報告,為了避免引起爭議,文化部為此,發了一個通知,要求各地按照修敢過的黃鎮報告的提法為準。

  7月26日,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題為《文藝為人民服務,為社會主義服務》的社論,正式提出用“文藝為人民服務,為社會主義服務”的口號代替原來的“文藝從屬於政治”或“文藝為政治服務”的口號。社論明確寫道:“黨中央提出,我們的文藝工作總的口號應當是:文藝為人民服務,為社會主義服務。”社論指出:“為人民服務,為社會主義服務,這個口號概括了文藝工作的總任務和根本目的,它包括了為政治服務,但比孤立地提為政治服務更全面,更科學。”社論最後提出要求:“我們希望各級黨委嚴格執行黨的統一時文藝方針政策,堅定不移地貫徹文藝為人民服務、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方向。”

  “二為”口號的提出,是黨的文藝政策的重要調整,是文藝界撥亂反正的極為重要的一步,也是鄧小平對文化事業關心的結果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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