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名教罪人”案:雍正發動群眾鬥群眾
2017/03/01 11:03 | 來源 / 南方都市報

  名譽是人類最珍貴的衣服。剝奪一個人的名譽所造成的侮辱,比剝去他的衣服更持久而深刻。清代雍正年間的“名教罪人”案,即是皇帝通過“發動群眾鬥群眾”、“戴政治帽子”等手段,剝奪苦主錢名世名譽終身。

  錢名世,字亮工,江蘇武進人,有“江左才子”之稱,案發時為翰林院侍講。他曾作為萬斯同(字季野)的助手參修《明史》,出力甚多。葛虛存記其事說:“錢亮工……才思捷敏,晝則徵逐朋酒,夕則晉接津要,夜半始歸靜室中。季野踞高足床上坐,錢就炕幾前執筆,隨問隨答,如瓶瀉水。錢據紙發書,筆不停綴,十行並下,略無罅漏。史稿之成,雖經數十人手,而萬與錢實屍之。噫!萬以老諸生系國史絕續之寄,洵非偶然;錢之才亦曷可少哉!”可見錢名世確有過人才華。但此人有才無行,老師萬斯同在京城病逝,他主持喪事之後,竟將老師的藏書捲走,還將部分手稿攫為己有,故而鄧之誠說他“實非端士也”。

  既非端士,那就多半會做些不太體面的事,比如諂媚權貴。年羹堯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權臣,文人清客少不了要寫些讚美詩給他。錢名世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投贈年羹堯的詩,將年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、霍去病,還說年羹堯平藏之功甚鉅,應當專門為他立碑勒名,就在康熙帝的“平藏碑”之後。

  要是年羹堯沒倒台,這些詩也不會惹禍。可是,年這人自恃功高,飛揚跋扈,回京時九卿、諸督撫都要跪在路旁迎接。他又廣結朋黨,聲焰極張,加上在雍正繼位時,他或許還出了些不可告人的力氣(雍正能登基,一般認為在京有隆科多助力,在外有年羹堯作奧援),自然遭忌。

  說起來雍正真是個奇特的帝王。他在位只有13年,卻批閱了兩萬多件奏摺,而且經常在硃批中對寵臣說些甜蜜的情話,甚至賭咒發誓,為歷朝所未見。對年羹堯,雍正一度相當寵眷。雍正元年,在一道給年羹堯的硃批中,雍正寫道:“你此番心行,朕實不知如何疼你,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。”讀之令人牙酸。但雍正三年,他對年羹堯就很不待見了,在一道硃批中說:“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,要他何用!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類人也。”

  寫這道硃批的幾個月後,年羹堯就奉旨自裁。與他有交往的人,多被審查問罪。在錢名世之前,還有一樁著名的文字獄,即汪景祺《西征隨筆》案。汪稱年是“宇宙之第一偉人”,歷代名將如郭子儀、裴度等人,與年一比,都是螢火蟲。結果汪被梟首示眾,腦袋懸於菜市口道邊,一掛就是十年,待到乾隆繼位,才把他的骷髏頭取下來,說是太難看了,有礙市容。(來源:南方都市報南都網)

  雍正四年,錢名世寫給年羹堯的諛詩也遭發掘出來,遂被控“悖逆”。這可是重罪,不止自己要掉腦袋,還會殃及親朋。不過雍正沒有殺他,而是用一番“出奇料理”來收拾他。

  第一步是將錢革職發回原籍。雍正還手書“名教罪人”四字,要地方官做成匾額,懸於錢家的客廳。逢年過節,地方官要去錢的家中查看,如果沒掛匾額,就重罰他。

  所謂名教罪人,或類似於後來“右派”一類的政治帽子。“名教”,也就是“儒教”、“禮教”,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,“名教罪人”,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罪人。這就像“右派”是官方意識形態的罪人一樣。

  僅僅“戴帽子”還不夠,第二步懲罰旋踵而至。雍正下旨,令385位科甲出身的京官寫詩,集體聲討錢名世的“劣跡罪行”。這是我所見第一起統治者“發動群眾鬥群眾”的個案。

  諸人批鬥詩寫好,雍正一一過目,將詹事陳萬策的詩評為第一。此詩全文現已佚,僅留下一句“名世已同名世罪,亮工不異亮工姦”。這句詩是說,錢名世是與戴名世一樣的大罪人(戴是康熙朝《南山集》文字獄首犯),又是與年羹堯一樣的大奸大惡(年字亮工。一說詩中“亮工”是指周亮工,明降臣,著作遭禁)。

  奉旨寫批鬥詩,寫得合意被表揚,寫得不合可就倒霉了。餘甸、徐學炳、吳廷熙、莊松承、孫兆奎、王時濟等六人作詩“浮泛不切”,被雍正打回去,要求重作,後勉強通過,六人驚出一身冷汗。更衰的是翰林院侍讀吳孝登,寫的詩不稱聖意,被指“作詩謬妄”,發寧古塔為披甲人奴,所受處分比錢名世本人還重。還有侍讀學士陳邦彥、陳邦直“謬誤舛錯”,翰林項維聰“文理不通”,統統被革職回鄉。看來,開批鬥會時,誰要“隔靴搔癢”,也是不行的。

  這些批鬥詩,大多粗製濫造,有些甚至不通。作者日後大多未將這些詩收入自己的文集。史學家陳垣對此評論說:“今諸人詩集多不錄此等詩,殆物傷其類也。”

  批鬥詩由雍正審核通過後,輯成專集《御製錢名世》,交給錢名世本人,要他自己出錢,用上好宣紙刻印,刊行全國。這有點像“文革”中苦主被批鬥之後,還要手抄眾人罵他的大字報,再貼到大街小巷去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批鬥錢名世眾人中,至少有三人與文字獄關係密切。方苞在康熙朝因文字獄牽連而下過天牢,現在寫批鬥詩,想來滋味複雜。查嗣庭批錢名世的詩中有句“一網開恩寬斧鑕,百年遺臭辱簪纓”,而他自己不久就因文字獄而被處死,未能“寬斧鑕”。謝濟世批錢名世的詩中有句“江東歸去黯吟魂,不死全叨聖主恩”,日後他也因注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被雍正治罪,發往邊塞軍中效力。

  史事講到這裡,人們或許要問,雍正為什麼要這樣大費周折地羞辱錢名世,將他一刀砍了不是更簡單利落嗎?

  其實,雍正之前就搞過“戴帽子”羞辱人的事了。為報復康熙朝左都御史揆敘在奪嫡鬥爭中的宿怨,雍正二年,帝下旨削去揆敘諡號,還在其墓碑刻上“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”。人都死了,這麼搞有啥意思呢?給死人墓碑“刺字”,不是等於飛媚眼給瞎子看嗎?否,非若是也。雍正這麼做,不是給死人看,而是給活人看。對錢名世也是如此,雍正搞的不止是錢名世,還有天下士人的“骨氣”。

  這個意圖,雍正在聖諭中坦白道出:“錢名世諂媚姦逆,特書與匾額,並令諸臣賦詩以昭懲創者,亦非僅為此宵小一人,蓋欲使天下臣工,知獲罪名教,雖靦顏而生,更甚於正法而死,凡讀書之士,皆期仰體朕心,人人爭自濯磨之故也”。

  這大概是柏拉圖“哲人王”的變種,我把它稱作“王哲人”。“哲人王”是自哲人而當王,而“王哲人”則是自王而兼教主。後者更可怕,如果將“名教”視為寬泛意義上的宗教,雍正這麼做,無異於要政教合一,又當教主,又當君王了。

  雍正大約也覺得這麼操作有些詭異,怕臣子們傻,不能領會聖意,在聖諭結尾處忍不住再度剖白:“如謂朕於負罪之人不加誅戮,尚賜以匾額,且令在廷賦詩與之,視黜惡之典有同兒戲,則大非朕激勸風勵之深心矣”。好在臣子們蠻“落教”,在《御製錢名世》書序結尾,撰文者心領神會地寫道:“觀者咸當悚心勵志,務以名節自防,則濟濟多士,好是正直,庶有以仰副聖主化導裁成之至意云爾。”

  借用福柯的說法,雍正在這次對知識分子的集體規訓中,大獲全勝。不過與福柯筆下的綜合體相異的是,雍正通過懲罰與規訓,不但強調了皇權的基礎和規則,還擴大了皇權的範圍與效應,並彰顯其超常特性———“獨斷之妙,存於一心”。